“本文详细的向你解释美国政府长期并且广泛的支持犹太国自由活动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的原因。
WALTER RUSSELL MEAD是Henry A. Kissinger于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在外交关系方面的资深顾问。同时也是最近一篇作品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的作者。”
1948年的5月12日，Clark Clifford，这位白宫的首席法律顾问，提出他发现以色列国分裂了Harry Truman政府的问题。当怒目而视的George Marshall，他当时正是美国的国务卿，还有满脸怀疑的Robert Lovett，Marshall手下的副国务卿，在一边看着他时，Clifford声称建立犹太国将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并且完全符合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为证明犹太人的领土要求的正当性，Clifford引用《申命记》中的话：“看，我已经将土地送到你们面前，进入并经营这片土地主承诺给你们父辈，Abraham, Isaac以及acob的土地，主将土地给与他们，并同时给与他们种子。”（“Behold, I have set the land before you: go in and possess the land which the Lord sware unto your fathers,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to give unto them and to their seed after them.”）
Marshall并没有被说服，他告诉Truman如果这是Truman的政治路线的话，那么他将在即将来临的选举当中投票反对Truman。最后，Marshall同意不将他的反对意见公开。两天后，美国在以色列宣布其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后11分钟便承认了这个新的犹太国家。许多观察者，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认为是犹太团体在美国国内的强大力量导致Truman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们认为犹太人的投票权，媒体影响力，以及在竞选中的贡献都是Truman政府在1948年紧张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不可或缺的因素。
自那以后，这一因素被不断地重复。美各国的国际关系专家们十分小心的就中东问题给华盛顿打电话，并且不断地提醒总统过多的支持以色列会使得美国在国际关系当中承受巨大的成本。当总统否决顾问们的建议并采取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时，观察家们便认为这是“以色列说客”（Israel lobby）的结果，并称颂（或责备）这样的举动以改变总统的声望。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需要考虑。正如Truman的传记记者David McCullough所写的那样，Truman的支持犹太国的这一论调的在美国国内“几乎疯狂的流行”（“wildly popular”）。1948年六月的一份民意测试显示，“同情犹太人”的美国人几乎是“同情阿拉伯人”的三倍。Truman这样的支持几乎可以称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分布广泛的非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成为了美国对外政策中最为有力的力量之一，并且在过去的60年里，从来没有一份民意测验显示，相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会有更多的美国人同情阿拉伯人或者是巴勒斯坦人。
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支持犹太人的情绪有增无减，特别是在那些非犹太人中间。在George W. Bush执政期间支持犹太人的公众舆论达到了最高水平，并自始至终贯穿于Bush的两届任期之内。这一意见的支持人数甚至是在犹太人的人口比例减小时同样保持增长的趋势。1948年，犹太人大约占到美国总人口的3.8%。如果设定每一个犹太人都是都希望在那一年的外交政策上支持以色列，那么犹太人占到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中的百分之十几。在2007年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至多只占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的百分之三。
这些估算，虽然极为不可思议，但是仍然有可能低估了普通大众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力度。2006年Pew调查中心曾做过一个民意测验，询问人们认为美国对于中东的外交政策是否公平，是更倾向于以色列，还是更倾向于巴勒斯坦，47%的回答是他们认为们国的外交政策是公平的，6%的人认为美国太过于倾向于巴勒斯坦了，而只有27%人认为美国太过于倾向于以色列。这个名意测验所做的时间正是以色列攻击位于南部黎巴嫩的真主党的时候，每逢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时候都会在世界上引起更为激烈的争论。一个必须得出的结论就是许多告诉进行民意测验的人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双方都公平的人实际上也有自己所支持的一方，这使得许多非美国的观察家们需要严肃地考虑的问题，甚至他们有必要对于支持以色列这一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解释。美国大众很少会像支持以色了这样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得如此的显著，如此的深入，如此的持久——而这一点与外国的大众在意见上产生了诸多的不同。
在美国，任何一个支持以色列的外国力量都不会为建立与民意之上的简单游说而表达出欢欣。他们更为公众舆论的力量在外国政策专家们关切的面庞之下给国家的外交政策定型而感到欢欣。正如对于毒品的战争和是墨西哥边境树起篱笆的问题，对于以色列的支持问题使得许多专家和专业人员极难判断和操作，但是这一问题却能够引起广泛的公众讨论。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说客”（Israel lobby）并不存在或者是不为美国对于中东的外交政策的定型推波助澜。也不意味着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所感觉（我还是坚持那样的观点，如果美国人能够就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与巴基斯坦人之间发展出更大的共鸣，那么，每一个人，不论它是美国人还是以色列人，都会从中受益。）但这却实实在在的意味着控制着美国的中东政策的终极权利并不在美国当权者手中，也不在犹太政治团体手中。要想知道美国为什么会选择支持以色列而不是保持中立或者是选择反对以色列，一项不得不了解的事情便是那些普通的，非犹太的支持者们选择支持犹太国的原因。
大卫的孩子们
美国人支持在中东建立一个犹太国的故事由来已久。John Adams的话再明确不过了。“我真心希望犹太人回到Judea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在结束了他的总统任期之后说到。从19世纪至今，美国国内的非犹太民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分裂成了两个主要的阵营。预言型的复国主义者们（Prophetic Zionists）看到了犹太人回到了上帝允诺给亚拉默罕的地方（Promised Land），逐字逐句的还原了圣经中的预言，并且他们经常将此事与基督的回归以及世界末日联系在一起。举例来说，以圣经中Isaiah对第18章预言的解释作为基础，奥尔巴尼长老会（Albany Presbyterian）的牧师John McDonald在1814年预言美国将会帮助犹太人恢复他们以前的国家。摩门教也同样支持这一观点；犹太人回到圣地(Holy Land)的进程正在进行之中，Elder Orson Hyde在1841年说到：“回归的巨轮正在运转，万能的主（Almighty）告诉我们它将向前滚动。”
而另一方面，阅读较少并且少做预言的基督徒们形成了实践性复国主义者（progressive Zionism），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同时在教徒和世俗的异教徒中获得了共鸣。自十九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基督徒们（liberal Christians）总是相信上帝通过人类的发展进程来建立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他们相信一个民主和（相对）平等的美国不仅是上帝创造新世界的开始，也是上帝实现他的伟大计划的工具之一。而一些美国新教徒们则相信上帝倾向于恢复曾经被他们贬低和压榨的犹太人在上帝允诺给亚拉默罕的地方（Promised Land）的生活世界，正如上帝同样曾通过先进的新教和经典原理带动并推进那些无知的，不曾相信过上帝的人们了解基督一样。他们也希望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家乡，不仅是因为这是犹太人抵抗迫害的庇护所，而且不论是对于自由的理想以及诚实的农业劳动者而言都是有利的，通过这一股赎回的力量不仅可以提升并改善与他们同时代的土耳其以及东欧的犹太人肮脏的道德状况，也可以改善他们令人惊叹的卫生水平。正如Adams所说：“一旦他们恢复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建立的独立的政府，他们将不再受到迫害，他们的一些粗糙而不合时宜的特质将会迅速消失，他们将会变成坚定而统一的基督徒。”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间复国主义者都是从信仰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早在1816年，《奈尔斯每周报道》（Niles' Weekly Register），这本在19世纪领导了美国过新闻报道和评论前半个世纪的期刊，便预言了犹太人回归以及以耶路撒冷为首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等事项，并对此持欢迎态度。这本杂志还计划出了犹他复国的整个萌芽和进程状况——当然这些，十分明显的是，对于美国和犹太人都很有利。
而对于预言型复国主义者（Prophetic Zionists），在他们这方面，他们的人数在美国内战之后大大增加，并且他们对恢复之后犹太国家在通向启示的事件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些大量描述犹太人的回归并且将他们的身份推测为古希伯来书中“失落的部落”（lost tribes）的书籍和小册子常年热销，而在美国福音传道者领袖Dwight Moody和重要的圣经学者Cyrus Scofield之间的联盟将以色列的未来牢牢地放在了保守的美国保护主义的想象中心。
1180年后，当大量的俄国犹太移民来到美国之后，这些非犹太的复国主义者寻找到了新的，甚至有时候是让人觉得恶心的盟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有一些类似的德国犹太移民希望巴勒斯坦能够取代美国成为这些异乎寻常的不受欢迎的群体未来的家。对于反犹分子而言，不论这样的犹太国家是否能够“修正”这个包罗着纷繁万象的异教分子的民族，但是无论如何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至少可以减少美国国内的犹太移民。
1891年，这一股非犹太的复国主义者走到了一起。卫理公会派教（Methodist）的现任领导人William Blackstone呈送了一份请愿书给时任总统的Benjamin Harrison，要求美国运用其调停能力召集欧洲列强以引诱土耳其帝国将巴基斯坦地区还给犹太人。请愿书重多达400个签名，并且多数都是非犹太人，其中还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长；众议院的发言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和对外事务委员会（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的主席；后任总统William McKinley；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纽约、费城和华盛顿的市长；领导East Coast和Chicago的编辑和经营者；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圣公会（Episcopal）、卫理公会派（Methodist）、以及天主教（Roman Catholic）的神职人员。商界精英中签署了请愿书的有Cyrus McCormick，John Rockefeller，以及J. P. Morgan。那时的美国犹太人协会并不庞大，也没有任何权势，这样的行动之中没有任何以色列说客的存在，美国非犹太人中的栋梁们决定继续记录下支持美国的这次在圣经中描述的地方建立犹太国的外交事件的全过程。
共同的戒律
美国对于以色列的任何看法和姿态都应该从圣经开始说起。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的想象在希伯来经典（Hebrew Scriptures）当中变得越来越险峻。这一影响来源于宗教改革时期对于旧约全书的再发现，而这一再发现的过程却是经由加尔文派理论（这一教派强调新旧圣事之间的连续性）的发展得以被加以强调，与此同时通过现代美国人于古老的希伯来经验之间的许多相似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些想象变得更加的至关重要；作为这一想象的产物，来自于旧约全书的语句，英雄，以及观念不知不觉间渗透至了美国灵魂的角角落落。
在哥伦比亚、达特茅斯、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所研究的早期美国历史中大多数情况之下，圣经中的希伯来人的启示都是命令性的。James Madison完成了他在普林斯顿的两年时间的学习，但为了研究希伯来他依然需要再在学校多留一年。殖民地的牧师和小册子作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美国形容成又一片迦南地，“一个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并且他们也不断的提示他们的听众们，正如犹太人由于激怒了上帝而失去了上帝的赐福一样，因此，如果美国人违背了上帝，这位引导他们走进他们的乐土的人的意愿，那么他们也将像犹太人一样接受惩罚。现在，圣经已经渗透进了美国政治协作、演讲甚至地理中的方方面面——美国超过一千座的城镇名字来自于圣经中的章节。
而在当代美国文化对于旧约全书的重要性所有表达之中，最有戏剧性的便是千禧年前的时代论的兴起。那是一种特别强调旧约全书信仰主义理论的对于圣经预言的解释，诸如圣约神学之类，并且分派给重新建立的犹太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大约有7%的美国人持有这种神学的观点（这一人数几乎是美国犹太社团人数的4倍），而在美国人口中还有人数更为可观的一群或多或少的收到了这一论调的影响。当犹太人要求获得一个包括上帝允诺给希伯来人所有的领土的国家时，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便经常（虽然不是总是）与正统派的犹太人分享这一观点；他们反对与巴勒斯坦人间的任何领土妥协，并且支持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建立自己的领土。但是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即使是在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中也是这样。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进步的基督犹太复国主义则更注意基督式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什么预言。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其内心的内疚感以及对于过去基督徒们针对犹太人的恶劣态度使得接受了基督精神的犹太人无法加入基督这一事实的知觉。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生活于欧洲的犹太人承受着来自欧洲基督徒惊人的并且有时甚至是无法言表的残酷折磨。虽然一些美国新教徒仍然延续这种不公平的历史并且反犹太，许多十九世纪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美国新教徒具有前瞻性的在一些进步改革的美国教堂中以一种定义仪式摒弃了这一历史。这些新教徒们可以（并且是十分顺畅的）悲悼反犹太主义这一天主教皇手下教堂的令人感到遗憾的堕落结果，但是反犹太的言论以及像Martin Luther这样的改革家的言行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抹去的。许多自由主义的美国新教教堂依旧认为以诸如像迷信思想、偏见、以及反犹太主义这一类剩余的“中世纪”因素来清洗基督教精神是一份神圣的工作，如何通过保护犹太人以达到修复过去所犯下的原罪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许多（虽然不是全部）美国新教徒所需要面对的信仰测试。
到了1948年，许多美国基督徒意识到了对于犹太人而非穆斯林的沉重的历史债务和责任。如果有什么事发生的话，那就是他们开始相信犹太世界受惠于由美国基督徒所负担的优秀的大学和医疗设施太多太多，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基督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支持力量为独立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煽风点火，使得他们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立足。
被选择的表亲们
美国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认知曾在阅读希伯来历史和思考中最后被定型。作家Herman Melville这样向我们表述说：“我们美国人是一群奇怪的、被选择的人群——我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承载着这个世界的自由方舟。”自从清教徒的时代直至今天，美国的传教者、思想家、以及政客们——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自由的还是保守的——都见证了美国作为一群被选择的的人群出现于这个世界的过程，这是由一全套的信念而不是血缘之间的联系以及命运之选将美国人绑在了一起。上帝（或者是历史）将他们带入了一片新的土地并使得变得他们兴旺而富裕，而他们是否会继续繁荣这个问题则决定于他们是否能够令人满意的完成他们的义务使得上帝或者是历史的激流至今仍然赐福于他们。却不顾这些的原理——转向了金钱——并且他们所引起惩罚也即将到来。
不论是否信仰宗教，美国人都将希伯来经典视作解释他们使命的重要佐证并称之为改变世界的命运。美国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曾经属于其他人么？是的，希伯来人的领地也是从迦南人手中征服而来。那么小小的经过武装的美国殖民者仅仅是因为得到了上帝的公正判断并最终击败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吗？因此David，这位地位卑下的牧羊人，最终打败Goliath。美国人曾在19世纪孤立并嘲笑过他们的明主主张过吗？所以希伯来人们也会由于这样的原因被崇拜者们团团围住。美国人在家中和在国外都打败过敌人么？同样，在希伯来经典中，希伯来人胜利了。而当美国人因为掌握着成千上万名奴隶的命运而违背他们的遗愿时，难道他们没有受到惩罚或灾难吗？是的，并且非常像希伯来人，这一群在上帝之前就开始承受原罪的人们。
这一对于美国自然和天性的理解神话成为美国文化和思考之中最为有利和持久的因素。正如古代希伯来人一样，许多美国人也认为他们传承着一种不仅仅是对他们也是对于全世界的终极启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上帝手中的新以色列人。这种推测的亲密关系的结果之一便是使得美国人认为被上帝选中的双方互相支持是正确而合适的。他们不会干扰美国支持以色列，这个不断被孤立和排斥民族或者说是的国家，使得美国不再受到欢迎或者是制造出其他的问题。美国用接纳以色列的保护者和犹太人的朋友这一地位作为给于他自己一个拥有上帝所赋予的独一无二的命运的合法地位的方法。
不仅如此，自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在保护和偿还犹太人的时候总是将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代理人。美国人相信当犹太人们从城市贫民窟搬入乡村居住时他们也会渐渐脱离被贬低的环境——正如从欧洲的各个角落而来的美国移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美好的生活和如同全面发展的农夫一般健全的人格。诸如Adams这样的自由主义基督徒们相信作为人道主义的提升的一部分这一改变将及时地带给犹太人自由主义的新教的曙光。并且语言犹太复国主义将有希望引导大面积的犹太人进行一场倒向基督教的信仰复兴运动并以此触发天启，引导基督的回归。总之，美国在犹太人复国当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履行了非犹太裔美国人关于历史变化的期待并且越发证明了他们所相信的美国的地位与使命。
移居者的国度
美国和以色列还有一项共同点便是他们国家都是“移居者的国度”——他们的国家都是由一群代替了原有居民来管理这片土地的人群之上。两个国家都是与本地人口间面对面地的纷争历史中强势成型；而且两个国家都是在相似的文本中寻找着为他们的行为辩护的内容。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他们首先都将眼光投向了旧约全书，这一对于双方都十分神圣的书籍记载了古希伯来人与迦南人，这一被希伯来人认为是神圣之地的地方曾经的居民，之间的土地纷争，而美国人则寻找到了他们是上帝的新以色列人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十分吸引人的想法，因为它可以给美国人取代美洲印第安人这一做法正名。正如Theodore Roosevelt在他有关于美国西部的畅销历史作品中所说的那样：“许多从农村中来的优秀者都是圣经的忠实读者，他们在那些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旧约全书的教条中长大，并且仅仅只将很少的注意力放在同情、事实和仁慈之上。他们看着自己的敌人就像希伯来预言者们看着以色列的敌人一样。而当那些由于迦南人在约书亚前被摧毁而产生的憎恶感，与那些拥有这片土地的红色野蛮人的憎恨相比，他们这些被选择的人们是否就有权利继承这片土地呢？”（Roosevelt他自己，正如他的表亲Franklin和Eleanor一样，是一个基督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我看来在耶路撒冷周围建立一个恢复了的犹太国家是完全适当的。”他在1918年写道。）
除了一个神圣而直接的诺言以外，还有两个被美国人直接带入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争论之中的重要证据便是他们扩张进入的是“空旷的土地”（empty lands）以及John Locke所提到的“公平运用”（fair use）理论，这两个理论声称没有被运用的财产是一种浪费并且是一种违背大自然的犯罪。美国移民者认为只有那些提升土地价值，使得它遍布广阔的农场并在上面建立城镇，才是真正符合其权利的。John Quincy Adams在1802年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难道[印第安人]命中注定要将地球上广大的土地变得荒芜吗？”而Thomas Jefferson则提示说那些没有像白人们学习并专注于农业生产的美洲印第安人们正在面对着冷酷的现实。他们“陷入了残暴与痛苦的谜团里，在战争与欲望之中失去了大量的人口，而我们则被迫驱赶他们，与他们一同进入溶岩山区的森林里的只有野兽。”
穿越大部分的美国历史，可以发现不仅是生活与农村中的人们持有这种观点，还有许多持自由主义观点和久经世故城市居民也是一样。这些观点一旦遇上了圣地便又拥有了特殊的意义。正如栖身于古耶路撒冷的荣耀以及所罗门的庙宇之上的虔诚的美国人那样，他们描绘了一个壮丽而丰饶的土地——“一个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一如圣经所描绘的一样。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当从一开始的几十名，到后来的几百名，直至最终的几千名美国人到访圣地之后——再加上成千上万名在演讲和陈述中听到他们的旅行见闻的人们——人们才发现那儿只有很少的牛奶和蜂蜜；巴勒斯坦是土耳其帝国最穷、最落后、而且是最摇摇欲坠的省之一。Judea的位于山腰、充满石头的土地是荒凉而空旷的——许多人想道，一定是上帝在将犹太人送上第二次流放之路时曾经诅咒过这片土地，这一结果在美国人看来是对犹太人在对救世主的失败的认识的惩罚。并且，美国人据此相信，圣地是属于犹太人的，犹太人也是属于圣地的。而且一旦犹太人回答他们的家乡并获得自由，这一民族遍不再会繁荣昌盛，并且直到它正确的主人的回归为止，这个土地才会再次开放出鲜艳的花朵。
先知以赛亚曾描述说当上帝优雅的将水源输送至荒漠之上时，犹太人也将回到他们的家乡。而美国人在对于解读充斥他们眼前圣经预言的有着惊人能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教化之下也看到了这片土地回归肥沃的过程。“犹太殖民者的弹簧已经充满了力量，全世界犹太民族的充足资金供给，源源不断地流向沙漠。”时代周刊在1946年写道，再次重复了以赛亚的预言。两年之后，随着1948年战争中犹太人的胜利，它再次以美国人当时的观念来形容阿拉伯人当时的退缩行为：“西方社会倾向于认为阿拉伯是一个骑在白马上的拥有猎鹰眼的战士。它也确实是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其数量却远远少于躺在灼热街道上骑术有问题的可怜人，他们是如此的虚弱，恶心甚至是连翻过来进入树阴的力气都没有。”美国人看到了一个落后而毫无能力的民族与一个有能力解放荒凉的地方并使其百花齐放的民族之间的竞赛，这一事实奇迹般的符合了犹太国的古老预言。
犹太人曾经广发的被认为是东欧最为可叹的人群：愚昧、堕落、迷信、分裂、吵闹并且是毫无希望的落后与这个时代。使得这一群人，在成为纳粹空前的兽性的迫害目标之后，不得不建立中东的第一个民主国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旺盛的经济，并且再三的击败武装实力比他们自己更为强大的敌人这一在美国人看来是有关于他们最为珍爱的理想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检验。
正确的事实
虽然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非犹太支持仍然十分的强大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有增长的趋势，但是其性质却在改变。直到六日战争时，对于以色列的支持主要是来自于左翼政治力量并且民主党员多于共和党员。自由主义分子诸如Eleanor Roosevelt，Paul Tillich，Reinhold Niebuhr以及Martin Luther King, Jr.，领导着公众的声音以要求美国支持以色列。但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的自由主义支持者日渐衰落，而保守主义支持者则日渐增长。
1940年代的一系列事情共同造成进步的非犹太裔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美国政坛上的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首先，犹太人大屠杀在美国新教中的影响是十分特别的。德国曾一度与美国的新教教堂间建立起一种非常聪明的领导关系，与此同时美国新教对于德国新教教堂及其牧师向纳粹致敬的这一事实的消极默许震动了整个美国新教及其核心精神。反纳粹的德国新教徒成为战后美国在道德以及神学上的英雄，而是否反对反犹太主义也成为美国新教的大多数教徒检验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领导的一条关键标准。这一深重的打击加强了他们对集中营和大面积杀戮者的启示的人道主义响应。混乱的战后欧洲社会中的那些犹太难民所经受的流离失所、饥饿以及赤贫等问题不可避免的使得美国新教徒，这些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地为犹太人权利而运动的人们，在为欧洲犹太人提供安全这一方面迈出热情的步伐。
第二个曾一度强力支持犹太人的因素是在黑人们开始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时的非洲裔美国人。在整个1930年代，非洲裔美国人所承受的压力开始紧跟在希特勒的种族政策的课税之后。非洲裔美国人失去了指出希特勒的对待犹太人的方法与Jim Crow法在美国的被隔离的北部的作用之间的区别。对于非洲裔美国人而言，他们自己每日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感觉到犹太人被迫害的经历是如此的真实。这一事实也为他们劝说白人种族歧视是违背美国人的基本原则的这一行动提供了论据，这一行动因此也使得犹太人与在1945年至King去世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民权运动间建立了同盟关系。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黑人活动家W. E. B. Du Bois，Langston Hughes，以及Philip Randolph还称支持以色列利库德集团（Israeli Likud Party）的先驱者建立一个犹太人军队的努力。民权运动领袖Adam Clayton Powell走得更远，还曾为 “国家军事组织”（Irgun Zvai Leumi）——被他称为“巴勒斯坦地下的恐怖分子组织”这一好战的犹太复国组织——在纽约的一场集会当中募集了150000美元。
苏联对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的支持也起到了作用。在雅尔塔，Joseph Stalin告诉Franklin Roosevelt他自己，也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在1947年5月，苏联外交部长Andrei Gromyko在美国之前便宣称苏联支持犹太建国。这一背景，虽然是短暂的，但仍然加强了美国左翼分子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家乡是全世界共同努力的目标之一的观点。的确，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一直将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作为为自由献身的一部分的观点，反殖民主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们一直寻找着越过英国的反对而建国的方法），与种族与宗教歧视所作的斗争，世俗主义，人道主义，以及美国的进步传统共同作用于美国政治。此时的以色列仿佛成为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世俗尝试；犹太裔美国人与美国异教徒共同来到了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中体验愉快的劳动与伙伴关系。因此，在1948年，当Truman决定支持犹太国时，他想到的绝不仅仅只是犹太人的选票。在北方的黑人中间支持以色列的观点十分的流行，对于美国民主党而言，这一决定与美国新政以及Truman政府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缓慢步伐相比更有吸引力。而以色列建国的原因而有助于那些保守的、经常上教堂的、常常读圣经的选民抵制支持Strom Thurmond的美国南部各民主党议员。支持以色列，事实上，是能够团结各个易怒的民主党人的少数几个因素之一。
然而，自1967年战争之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基础开始变化：背后支持以色列的政治派别由左翼分子开始转为右翼分子。在左翼阵营里，对于建立在已被占有的领土上的政权以及在这个政府中意识到战争得胜后对安全问题的疏忽所引起的普遍不满引导着黑人、主要的新教徒、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情绪曾一度充斥在以色列的忠实盟友美国的社会之中，并伴有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情绪的上升。随着全世界繁殖民主与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黑人中的身份认同感也迅速增长，美国国内的黑人-犹太人联盟开始被腐蚀，并且越来越多的类似Malcolm X以及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一类的人物也减少了美国黑人中对以色列的支持。而自由的新教教堂，在他们这一方面，他们的工作人员又接受了新的看法，那就是对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的同情，而主流的教堂在美国人对美国自身的定位和命运的看法上开始起到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在对于旧约全书的阅读当中他们距离他们自己越来越遥远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1967年战争之后，美国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双方都得到了成长，主要是由于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堂对犹太人有了一次新的神学改造过程。）
而在右翼分子这方面，自1967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改变是在信仰福音的天主教徒中或者，更概括的说，在聚集于美国心脏地区的被我称作“杰克逊派”（Jacksonian）的选民当中，持支持以色列态度的人数的戏剧性的增强， 杰克逊派选民是一群希望美国拥有强大的军队并且总的来说对国际组织以及全球人道主义是否有效持怀疑态度的民粹-民族主义者。并不是所有信福音者都是杰克逊派，也不是所有杰克逊派都新福音，当时两者之间有很大程度的重叠。许多南方的白人是杰克逊派；一如许多北方摇摆不定的选民以里根民主党派（Reagan Democrats）著称。
冷战期间许多杰克逊派对阿拉伯人都持有否定看法。他们注意到，许多阿拉伯及巴勒斯坦地区的国家都倾向于倒向苏联或者是反对美国的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埃及人面对美国的援助的反应是转向苏联请求援助，并且苏联的武器和专家武装起了阿拉伯人以面对反对以色列的战争。杰克逊派倾向于以他们独特的棱镜来观察国际事务，自1967年以来中东许多未曾显现的事件浮出水面，他们开始像许多非杰克逊派评论家一样开始同情以色列了——而更多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们则少有这么做的了。六日战争再次点燃了以色列内部的预言型复国主义者的兴趣并且深化了杰克逊派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的觉察。冷战之后，杰克逊派发现了美国在某些地区的敌人，就像是伊拉克和伊朗，便是以色列最为喧哗的敌人。
杰克逊派喜欢胜利，而完全胜利则是再好不过的了。1967年以色列军队以势不可挡的势头横扫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具有人数优势的敌人超出了杰克逊派的想象——特别是每当美国军队在越南的恶劣表现使得他们对国家的未来表现出悲观的看法时。自那以后，每逢某些行动伤害了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形象时——比如说对巴基斯坦恐怖主义者们表面上不成比例的反应——都会增加它在杰克逊派内的支持率。
当几枚火箭炮从加沙地带发射并炮轰以色列时，以色里不时地会以更强大的火力、更大的毁灭程度以及更多的人员伤亡作为回应。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看来，这样的报复手段看起来是极为过分的，是一种等同于甚至是大于原来攻击的犯罪。不过，杰克逊派则将巴勒斯坦的火箭攻击以色列目标视为一种恐怖行动并认为以色列有无限的权力，有时甚至是一种责任，以他们可以调动的所有力量进行还击。自1950年代以来，当巴勒斯坦袭击者开始悄悄穿过停火线并袭击以色列的领土时，许多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带着某种评判的目光，将这些入侵视为在面对势不可挡的力量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但这些潜在的攻击往往破坏的是平民目标，特别是自杀式袭击者，违背了杰克逊派文明战争的基本原则。杰克逊派认为只有势不可挡的全面报复才能够完全制止这些袭击者再次引人注意。这正是拓荒者对付美洲印第安人、北部联邦将军William Sherman“教育”南部邦联、以及将军Douglas MacArthur以及Truman就珍珠港事件回敬日本人的方式。杰克逊派打心底里就没有明白为什么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会如此频繁的批评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利——那是他们站在以色列的角度也会做的事情。
在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的眼里，巴勒斯坦人——被流放的、被边缘化的、被占有的、被孤立的——都是面对以全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撑腰的、也许是局部一霸的国家的英雄牺牲者。但是在杰克逊派看来，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尽管他们用尽了全力并总是取得胜利，他们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身处于敌人之中的有生命危险的大卫。事实上是阿拉伯人不仅拥有他们自己还拥有站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十亿穆斯林群体，至少在口头上，巴勒斯坦人坚定了许多杰克逊派的信仰，那就是以色列是一个小而易受伤害的国家，应该得到帮助。具有讽刺性的是，巴勒斯坦在棋运动中获得了更大的军事及政治成功——断粮了一只灵活的、武装到牙齿的抵抗力量，在各种组织诸如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美国的联合国大会中赢得了（很大程度上是口头上）支持，聪民族特性到宗教信仰彻底改造了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并且赢得了现今在局部地区十分强大的国家诸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以及伊朗的支持——结束了美国非犹太人对犹太国的支持的加固和加强。
基督联谊
另一个引导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率提高的是自1967年以来一系列席卷美国的的信仰复兴浪潮，这一浪潮严重影响了美国人对中东的公众态度。其中的结果之一便是即使作为主要群体，自由主义新教教堂在面对以色列时也变得更具批评性，这一国家失去了政治及社会影响力。而另一影响便是信奉福音以及信奉正统基督教的美国人开始对圣经预言以及以色列在启示中所扮演的引导作用更加感兴趣了。
许多信奉福音以及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之后对以色列的兴趣相对较小。圣经预言，在他们看来，清楚的预言着犹太人会在他们原来的领土上修建庙宇，并且由于圣地耶路撒冷依然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上，时间尽头到来的倒数记秒依然是十分漫长的。其间，1950年代世俗而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以色列在保守主义基督徒的眼里并没有在开放主义者们看来那么有吸引力。在冷战氛围达到顶峰是他们的眼睛定格在社会主义威胁之上，信奉福音以及信奉正统基督教的基督徒在美国针对中东的政治舞台上并不比19世纪时的他们更为积极活跃。
六日战阵改变了这一切；它不仅是福音信奉复兴运动的催化剂，也是预言幸福国主义者再次出现的催化剂。以色列胜利的速度和决心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并且以色列人所征服的庙宇建造地伯尔尼古城（Old City）现在掌握在了犹太人手中。在这段时间里时间的终点正在到来的感觉成为了美国信仰复兴的强大推动力。自那以后，一系列的畅销书，不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都迎合美国人的兴趣讨论的新约与旧约中所讲述的时间终点预言在中东演进的可能性。
自冷战结束以来，另一股力量更加强了以色列与美国保守基督徒间的联系。美国信仰复兴给与了信仰福音以及信仰正统基督教的教堂新的力量和活力，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外部世界。在过去这样的复兴往往引起活跃的传教士的兴趣与活动的浪潮；而这一次复兴也没有什么不同。由于美国基督教世界曾关注于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福利问题，他们遇到了基督教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复兴浪潮，并且发现在许多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内基督徒所面对的条件并不好。
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情况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长期特征，并且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美国而已。相同的教堂领导者可能在欧洲和土耳其保护犹太人并在中国、韩国、日本、土耳其以及其他地方参与保护基督徒的战役。二十世纪期间共产主义这一终极信仰的野蛮部队使得美国基督徒建立组织并瞄准了铁幕之后的次要支持者。自1989年以来，社会主义对基督徒的迫害减少了（虽然并没有消失），同样对于曾经的关注中心穆斯林世界的迫害现象也渐渐消退，在那儿许多基督徒、异教徒以及没有信仰的人们遭受了法律和社会的双重歧视——有时，基督徒会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到攻击或者是谋杀。而且，在许多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中，禁止改换信仰也不允许劝诱别人改换信仰——这对于信仰福音的基督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那些不接受基督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会遭受地狱的惩罚并且认为散布基督信仰是他们最重要的道德责任之一。主流媒体一般不会将外国的迫害基督徒事件作为新闻报道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就广义上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事件不会在以色列人在与他们的邻居们发生冲突期间为许多美国人看待伊斯兰世界的方式定型。
美国人看待中东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1967年以来，它已经经历了有意义的变化，一些群体变得更有利于以色列而另一些则并不是这样。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站在犹太军一方的人数而言，现在站在利库德集团一方的非洲裔美国人明显减少。更多的变化也许还将到来，巴勒斯坦与阿拉伯领导者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价值观与政治最为敏感，这也许会使得美国发展出更为有效的战术以弱化，而不是强化，美国对犹太国的支持。举例来说，恐怖分子袭击的终结，连同良好组织的并且是遵守法纪的非暴力内部抵抗，也许可以改变杰克逊派在巴勒斯坦人的泥潭中挣扎的现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信仰福音的以及信仰正统基督教的美国人将重回Jimmy Carter的从一个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被他称作一个更为划算的姿态的所有步骤。但是如果以色列在面对任何严重的危机，这一观点和都可能会变为其他的方法。现在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之所以被美国人称为一个公平的政策方针是因为以色列根本就是十分安全的。如果那一评估有所改变，公共民意测验根有可能显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会有更高的支持率。
至少，有一件事情看起来是明确的。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的政策，不论好坏，仍然首先是由美国大众的意愿，而不是由少数民族的阴谋来决定的，虽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些成员或富有或忙碌。
**注：此文翻译自英文材料
英文原文：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80701faessay87402/walter-russell-mead/the-new-israel-and-the-old.html
翻译后原文：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Dorothy%20Sayers/12026
